第十二课
晚清华人基督徒调适的努力
与宣教士的教训
一、
化解祭祖的张力
绝大多数西教士从观察中得出结论：祭祖属于彻头
彻尾的偶像崇拜，因而予以禁止，中国人接受基督
信仰就必须放弃这项传统的习俗礼仪，从而产生激
烈的冲突与挣扎，成为当时中国人皈信的重大阻力。
纵观19世纪，并无华人基督徒公开主张容忍祭祖，
因他们无法否认实然的孝道已然变质异化为迷信
的偶像崇拜。部份儒生背景的华人基督徒从理想的
应然角度出发，提出化解的办法。
二、
祭祖问题调适方案
1. 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性：“祭”原意就是
敬拜神，另一流露就是“教”。
2. 重新解释“祖”是“本”，“祭”就是“根”。
从这角度天父才是根本：祖宗的祖宗就是天
父。
三、
大米基督徒
宣教士来华后见国人之困乏，例如小女孩失学，于
是办小学，给女孩子读书的机会，来小学校读书者，
会给大米和几文铜钱。这福利事业固然有其贡献，
可同时也制造出一些信仰不纯的信徒。人称这样的
信徒为“大米基督徒”。
四、
郭士立“福汉会”及其宣教策略
1. 1844 年在香港建立“福汉会”（Chinese Union
或 Chinese Christian Union），意思是希望中
国人信道得福。郭士立的宣教理念，是鉴于中
西方文化差异和掌握中国语言的难度，训练并
依靠中国人向中国人宣教是最佳策略。
2. 在澳门一带以经济手段聚集雇佣一批穷困的中
国人，派他们去内地传教－“布道者”和“散
书者”。经短期考察后，其中一部份人施洗，
再经短期培训，便派他们带福音单张和小册子
前往内地宣教。
3. 新入会的信徒被带到香港，由郭士立亲自考察，
接受教义方面的培训；几个月后施洗入会，再
加以神学培训，包括研读圣经和传道书籍，约
一个月左右后，这些新入会者也成为“布道者”
和“散书者”，被派往各地去散书、布道。
4. 福汉会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从1844 年的 37
人，1845 年底210 人，1847 年 300 人（其中50
人任传道），至1849 年已发展至1,800 人。活
动范围以广东乡村城镇为主，后发展到江西、
广西和福建。到1848 年，据郭士立报告称，福
汉会的宣教师已分布在中国 18 个省中的 12
个。
五、
创新与无奈的结局
1. 典型而传统的宣教模式：由一个或几个宗派组
织差会，由差会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建
立教会。郭士立创新的对华传教模式：由传教
士组织独立的、没有教派背景的传教团体，由
中国信徒自己管理并从事传教活动。
2. 一些宣教士趁郭士立1849年回国之机展开调查，
揭露福汉会快速增长背后的内幕：该会成员大
多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谎报数据，诈骗经
费，一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外出传教，反将圣经
以低价卖回承印书商，听凭书商再以高价卖给
福汉会。
3. 从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策略和方针－深入中国
内地宣教，避免宗派背景的组织形式，可以看
到内地会与福汉会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戴
德生称郭士立为“中国内地会的祖父”。
六、
洪秀全出走
1847 年洪秀全来到广州，在美国浸礼会宣教士罗
孝全处逗留了3 个多月，得以直接阅读圣经，并接
受较正规的真理栽培。当洪秀全提出受浸要求后，
教会便指派一个委员会来查考他的情况，甚至到其
家乡花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对洪秀全是肯定的。
可是就在受浸前夕，罗孝全两名中国助手嫉妒这位
颇受青睐的年轻人，故意劝洪秀全提出今后的生活
保障问题，触怒了对此极为敏感的罗孝全，被视为
动机不纯，洗礼也因此被无限期推迟，洪秀全为此
拂袖而去。
七、
中国传道人
中国传道人非常卑微。他们在国人心中，是“吃洋
饭的”，得不到尊重。在教会里，洋人才有话语权，
中国传道人只能做洋人助手和跟班，地位卑微，他
们的下一代，因见父辈的情况，即便接受了很好的
训练，往往不想做驻堂传道，而选择做买办、教授、
或巡回布道者。
良友圣经学院《中国教会史》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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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困扰中外的教案
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的过程，也是全国各地反教
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从1840－1900 年，全国大
小教案共计400 余起，其中大部份其中于 19 世纪
60－90 年代这 40 年间，这和全线开放引发民教冲
突有关。引发教案的实与虚：
1. “兴”、“毁”之间。“吾非除旧何由布新？
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使教会
与官绅进入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对立之中。
2. 近代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社会形成具有
政治意义的势力，尤其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
联，更使中国各阶层人士将基督教与列强的强
权政治联系在一起。国人一旦入教，就可利用
洋人势力与地方缙绅对抗，造成权力局势转变，
引起地方缙绅担心。
3. 太平天国之乱在官绅百姓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
恐惧阴影。
4. 中西社会文化、宗教礼俗方面的冲突：“多了
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