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课

宣教士如何调和福音与文化

一、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1. 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

年）：美国人，长老会差会宣教士，在华生活60

余年。倡导与儒家传统相调和的宣教士，指出

儒家传统与基督教存在共通之处，且后者还可

以完善前者，补其不足。丁韪良主张“孔子加

基督”，即一个儒者可以不废除自己的信念而

接受基督。原因在于“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

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

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

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直接障碍”。反思：

文本可信吗？因历来科举考试的确有人拜孔

子。

2. 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1897 年）：苏格

兰人，伦敦会宣教士。1843 年将马六甲英华书

院迁至香港，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翻译、

研究中国典籍，推出“中国经典”和“东方圣

书”两套丛书，1876 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

教授。他尝试融合中西文化，倡中国人所信奉

的神就是基督教的God。看孔子是伟人，“他的

训律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对

我们基督徒也是重要的一课”，论儒家思想与

基督教思想有诸多类似之处：对自省、美德、

智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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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1930 年）：

德国人，属“同善会”差会。在青岛创办礼贤

书院。认为惟孔子的中和之道可致世界大同，

儒学最可贵之处是其对个别性、局部立场的包

容和因势而变、通贯古今的能力：“西国只知

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

以弥补之”。“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

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

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

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

中国心灵给西方人的两个启发：一、真正的宗

教不是排斥，而是包容和调和；二、让人领会

到神的内在性，神人相契。

二、

西学东来

1. 傅兰雅（

John Fryer，1839－1928 年）：英国人，

1861 年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1863 年至北

京任同文馆英语教习。1867 年信函：“中国在

今年刚刚从一个很长很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

看到了远远走在她前头的优胜者，促使她经历

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参加这场竞争了，

中国必须全力以赴，不然的话，她将远远的被

抛在后头。”他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

28 年，译书 150 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涉及

数学、物理、化学、军工、矿务学、冶金学、

机械学、天文地理、农学、动植物学、医学、

政治学等，又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出版

《格致汇编》。

2.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 年）：德国

宣教士。着《自西徂东》，书中 72 章内容，问

72 个问题，分四个部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

在该问题上的不足、西方在该问题上的优越、

从基督教立场提出改良之法。他又将基督教的

“爱”与孔教的“仁”作比较；将国际法与儒

家的“义”作比；将敬畏神与“理”作比较；

将近代科技与“智”作比较；将宗教道德与

“信”作比较。

3.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年）：

他是英国人，属浸礼会。宣教策略从老百姓到

精英知识界。1876－1879 年华北大旱，在山东、

山西赈灾，以清廉、爱心、服侍等无私精神服

人，与清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得到李鸿章赏

识。李鸿章邀他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主

持广学会二十余年。鼓吹变法改良，建议清政

府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

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自由传播基督

教、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关系。1898 年百日维

新期间任光绪帝顾问，义和团事件之后建议筹

办山西大学堂。他的福音预工做得很好。

三、

夹缝中的华人基督徒

1. 晚清华人基督徒身份调适

a. 身份认同：中国基督徒－自绝于中国社群之外，

不断受到误解、排斥及攻击

b. 消极回应：沉默或进行疏辩，予以澄清和驳斥

c. 积极回应：探讨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开展

中西文化交流及冲突中的调适

2. 调适的前设与推论

国人以“道本同源”来尝试调和中西文化，提

出天道一元。落实出来呈现出三种形式：“原

古儒非今儒”、“圣教非外来之教”、“儒学

已失落，天道要补儒”。提出具体调适方案有

以下两个：

a. 调适方案一：合儒论－通过儒家经典中的“神”

观、伦理观，提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接触

和沟通的共通点，消弭其间对立与紧张，得出

二者相通不相左的结论。关于孔子在基督教中

的定位，有人认为孔子是天道在中国的代言人，

甚至是神在上古时的使者、先知。

b. 调适方案二：补儒论－以批判和承继的态度来

论证基督教可以补足儒教的缺遗。当时中国基

督徒的共识是，儒家传统的“人伦”精神虽有

其价值，但不能圆满地解决所有问题。“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源头可

从基督教的创造教义中找到答案。真正达致五

伦关系的和谐，不能靠儒家提供的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自力、人为方式

获得，必须透过相信耶稣而圣灵内住才能实现。

儒家人伦学说不能解决如何救灵魂、赎己罪的

问题，也不能使人神关系得以复和孔子与耶稣

的不同在于“人道”与“天道”之别，孔子为

圣，耶稣为神。因此，孔子只可效之为师，不

可拜之为神。

3. 调适的危险

19 世纪末，中国信徒大多持“补儒”论，以至

于有宣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儒家化”倾向感到

忧虑。至于“合儒”论，有宣教士认为是在传

讲“另一种福音”－道德与善行的福音，而非

救赎的福音，担心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一个混合

主义的宗教，一个非耶非儒、亦耶亦儒、披着

基督教外衣的异教。问题在于虽然先秦儒家所

言“天”与“神”是有位格的，但这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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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教所信的独一真神完全等同？以儒家诠

释基督教，是否忽略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